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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春的岁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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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上最动人的词是“青春”,青春是早晨的太阳,她容光焕发,所有的阴郁都遭到她的驱逐, 青春是奔涌的激浪,天地间回荡着她澎湃的激情,谁也无法阻挡她寻求大海的脚步, 青春是蓬蓬勃勃的生机,是不会泯灭的希望,是生命中最辉煌的色彩…… 当发现自己鬓发染霜,对时世不再充满激情时,青春是不是也已经如黄鹤一去不回,只留下与青春有关的回忆,安慰日渐衰老的心?然而青春的载体不仅是岁月,更有心灵。我相信,只要我们保持不老的心灵,青春就永远在我们身边。而对青春岁月的回忆,不仅是安慰,更是一种激励,一种倾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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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61个“阶级异己分子”平反(1969)  

2010-01-04 18:05:34|  分类: 皆明 |  标签: |举报 |字号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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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皆明     为61个“阶级异己分子”平反(1969) - 青春的岁月 - 青春的岁月

1969年夏收夏种大忙过后,大队支部书记把我和另一位知青勤姐找去了,要我们两人协助大队支部委员,治保主任兼民兵营长老黄做好“清理阶级队伍”的复查工作。

 “清理阶级队伍”曾是文化大革命初期1968年的一项主要任务。1966和1967年全国“造反”,各地各级党政机关全部瘫痪了。于是在1968年不得不实行“军事管制”。在“军管会”执掌权力後即开展所谓“对敌斗争”, 并“镇压反革命”,抓捕造反派。北京新华印刷厂军管会进厂不到两个月,就揪出了十个“反革命分子”。为此总结出了“发动群众开展对敌斗争的经验”。此外,斗争的另一个主要对象就是所谓“国民党反动派的残渣馀孽”。68年5月,当时主管宣传的姚文元将新华印刷厂军管会的文章送审时,用了“清理阶级队伍”这个名词。得到批示:“建议此件批发全国。……此件是写得最好的。”从此“清理阶级队伍”即在全国展开。据说“全国两千余县,被揪斗者超过两千万,加上数百大中小城市,共有三千万人在‘清阶’中被批斗迫害”。

我们大队15个生产队近1500人。从全国解放到“文革”前这17年间,经过“土地改革”、“镇压反革命”、“反右”和“四清”等重大运动,按理说阶级队伍基本理清了。可是在“清队”时还是被革命群众检举揭发,揪出了“流网地主、土匪、特务”等61人!

老黄是本地人,性格温和,是一位讲政策的干部,他十分清楚被揪出的阶级异己分子的真实身份。但因受大形势的影响,他有时不得不说一些违心的话。我和勤姐都是来插队不到一年的知青,对大队的人和事都不熟悉,于是老黄让我们先用一天时间把那61个“阶级异己分子”的材料看了一遍。

我们大队地处长江边,历史上有过“江匪”。在抗战时期,又是游击区,日、蒋、汪以及共产党都在这里活动,《沙家浜》的故事就是一个缩影。解放前,还是国民党政府的模范区,看起来似乎有些复杂。不过,再看他们原来的身份,都是普通的农民,有的还是贫下中农。而那些检举揭发的材料要么就是翻历史老账,即以前运动中的结论;要么就道听途说,没有任何证据。我和勤姐在学校里当过学生干部,尽管受到“文革”的影响,但是对于极“左”思潮是反感的。我们不知道大队党支部对于清队复查的真实意图是什么,而我们认为复查工作应该实事求是。老黄支持我们的看法,向大队支部做了汇报。我们的支部书记也是一个实在人,他同意了我们复查小组的意见,要求我们一定要用事实来说话。

我们将61个阶级异己分子梳理了一遍。

其中有一大部分人过去历次运动中已经有“一般政历问题”定性结论的,我们就去公社档案室找原来的材料,核对一遍;再到生产队去召开群众座谈会了解情况。确认没有新的不良行为,就维持原来结论,继续作为人民内部矛盾处理,即不是“阶级异己分子”。

对一些新揭发的“阶级异己分子”,我们就分头去调查。先是找揭发人,有的揭发人也仅仅是听说,我们就追问“什么时候、在哪里、听谁说的”。实际上有的揭发人是不负责任捕风捉影乱说。比如,我们那里抗战时期有一支抗日的农民武装,领导是本地一地主的儿子,实际上是我党地下党员,解放后是首任县长。为便于开展工作,他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没有公开身份,这支队伍也没有亮出新四军的旗帜。抗战胜利后,这支队伍随新四军一起北撤了。而一般老百姓不知道后来情况,国民党时期把这支队伍称为“土匪”。我们大队里有几位农民在这支队伍里干过,后来因不习惯动荡不定的游击生活,就开小差跑回家了。这几个农民就被说成是当过土匪。我们通过查找档案资料,他们的结论很快就确定了,不是“土匪”。如果这几个农民在这支队伍里坚持下去,到今天都是老革命了。

有时我们要找当事人,听听他们的申述。那时在“常(熟)昆(山)太(仓)”一带有一支地方武装叫肇北部队,受过国民党忠义救国军的收编,也加入过共产党领导常熟人民抗日自卫队(简称“民抗”)【1939年5月,新四军六团在叶飞将军的率领下,以“江抗”的番号东进江南,深入到阳澄湖畔,与“民抗”会师,“消灭汉奸清匪霸”,肃清了常熟东部10个伪匪据点,“民抗”部队扩大,任天石(《沙家浜》中陈书记原型)任司令。】我们大队里也有几人在这支队伍里干过,当时他们都不知道上面的变动情况,后来也是因为怕吃苦而回家的。在“清队”时被打成“土匪、特务”。我们问清楚他们进出队伍的时间,并让他们回忆提供两个以上的证明人。然后就去外调。他们的证明人都住在邻近几个公社和常熟几个公社的农村里,那时的交通和通信还不象今天这样方便,我们是顶烈日,冒酷暑,骑了自行车奔忙在乡间的小道上,一一找到这些证明人,尤其是查明他们有没有干过损害人民利益的坏事。我们问得很仔细,一些细节如晚上宿营时,睡觉的位置等都要问,再从众多的细节中考证他们证言是否真实。当然到最后也都为他们证明不是土匪,也不是特务。

还有少数“阶级异己分子”属于在当地所谓“夺权”过程中持不同观点的另一派,对那些没有确凿证据带有派性的“不实之词”我们都予以否定。

经过两个多月的认真复查,到当年国庆节前,我们大队的“清队”成果全部被否定,我们为本大队61个“阶级异己分子”全部平反,其中有四分之三是维持原有的结论;还有四分之一是彻底推翻“清队”结论,恢复原来的政治身份,总之他们还是人民的一员,不是人民专政的敌人。让他们与家人高高兴兴地一起迎接建国二十周年的到来。

回顾这段经历,我觉得我们之所以能与当时的极“左”思潮唱反调,否定“清队”成果,在当时(1969年而非1979年)是有点冒天下之大不韪的。要问我们哪来这样的勇气,主要是我们受文革前的教育,都讲实事求是,还有关键是得到了大队支部书记的支持,也充分说明搞极“左”是不得人心的。

2010-01-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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