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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春的岁月

 
 
 

日志

 
 
关于我

世上最动人的词是“青春”,青春是早晨的太阳,她容光焕发,所有的阴郁都遭到她的驱逐, 青春是奔涌的激浪,天地间回荡着她澎湃的激情,谁也无法阻挡她寻求大海的脚步, 青春是蓬蓬勃勃的生机,是不会泯灭的希望,是生命中最辉煌的色彩…… 当发现自己鬓发染霜,对时世不再充满激情时,青春是不是也已经如黄鹤一去不回,只留下与青春有关的回忆,安慰日渐衰老的心?然而青春的载体不仅是岁月,更有心灵。我相信,只要我们保持不老的心灵,青春就永远在我们身边。而对青春岁月的回忆,不仅是安慰,更是一种激励,一种倾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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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2 开上海(下)  

2007-05-25 12:48:14|  分类: 张密 |  标签: |举报 |字号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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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密

六、捉垃圾

第三天一早,我们分头挑着两个箩筐和一把铁锹去捉垃圾了。上海的街坊以“石库门里弄”著称。可我们对石库门的建筑毫无兴趣,转来转去,眼睛只盯着哪里有垃圾箱,看见一只垃圾箱就好象发现了宝藏一样高兴。还得费心记住这只垃圾箱的地址,就象记住认路的标志,好下一次尽快找到,再次光临。

我们衣衫褴褛,脚上穿着一双破套鞋,头上戴着一顶破草帽。也许身上还散发出自己闻不到的阵阵臭味,这时往往遭到上海人的白眼。“人人生而平等”。但是几千年来,中国社会从来把人分成“士、吏、兵、商、农”三、六、九等,形成了城乡差别的巨大鸿沟。城里人和乡下人有严格的户口区别,而乡下人又属于最下层。后来正因为有了上山下乡运动,“全国一片红”几年里有几千万知识青年上山下乡,渐渐地不大听到有人骂“阿乡”了。原本上海人总是高傲自大,他们往往把看不起的人,例如苏州人也鄙称为“乡下人”。如今,上海几乎家家户户都有和我们同年龄的孩子上山下乡。他们到安徽、江西插队,到黑龙江、云南农场,去得更远、去的地方更穷。

几十年过去了,更是物非人是,城乡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真所谓:“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现在昆北地区变成了全国有名的制造业基地,石牌、陆扬等地农村办起了大批外资、内资各种企业,到处是横竖交错的水泥道路和桥梁。农民用土地的“资本”换取了工作岗位和土地使用权出售的收益,使得当地普通农民生活也过去富裕多了,甚至超过了苏州城里一般的工人,特别是超过了国企和集体企业的下岗工人。该轮到乡下人看不起城里人了,这是后话。

一担垃圾大概有一百多斤,大部分是菜皮、果皮、煤球灰、吃剩的东西,我们渐渐发现:我们自己的感觉也越来越象农民。看着这些垃圾也不嫌臭,倒是觉得越臭越好,因为臭的东西肥效高。我们挑着垃圾担子,再带上一把洋锹,往往要走上三五公里才能到船上。一路上要不断换肩,不断在地上放好几次。肩膀肿得像大馒头,自己看着都心疼。每次停下担子休息后都必须咬咬牙,忍着刺骨疼痛,才能把扁担放上去。那时大上海繁华的都市街景没有吸引我们,我们无心去欣赏,只是从眼睛的余光中浏览一下而已。我们好像只关心什么地方有更多的垃圾,什么时候能挑满一船垃圾。

中午,老李去菜场买两角钱一斤的新鲜带鱼烧好后,等我们去吃,那是上海特有的海鲜产品。老李长着一双小眼睛,老是眯起来成一条缝,由于常年劳累,加上胃病严重,脸总是面黄肌瘦。但他最喜欢与我们寻开心,常常“娘子”(昆山话:妻子)、“伢子”(苏北话:孩子)不离口。他又是一个热心人,老要为我们插青的婚姻操心,他说:“你们二十多岁,该找对象了。当地农民十七八岁早就结婚养儿子了”。老李烧菜不放什么油,当时昆山农村除了生产稻麦,还生产油菜籽。守着“油缸”,农民油也没有多吃,同样是定量供应,每月每人只有半斤,这已经算多的了。带鱼里仅仅放些酱油和葱、姜、酒,吃起来却真香,“打耳光也不会放”。因为肚子太饿了。

碰到冬季大风天,气温降到零度以下,船上的饭就难烧了。行灶里的稻草加得再多也没用,由于露天风大,热气早就跑光了,水老是烧不开,就老是去揭锅盖,越是去揭,又越是烧不开。最后还是吃了夹生饭。

七、睡觉和下雨

晚上睡觉,轮到冬天和春秋天还可以,但是到了七八月份大热天,白天气温高到三十七八度,晚上也要三十多度。我们不能再睡到水泥船洞里了。睡到船甲板上,铺一条草席在水泥板上,也不觉水泥板硬得顶得骨头发疼,因为太累太累。晚上总算比白天风凉一些,“玉宇澄清,银光泻下”。头顶着明月,身侵润着露水。在河岸昆虫的呢喃声中遐想联翩:“船”前明月光,疑是地上霜。举头望明月,低头思故乡。 

可是上海苏州河上的蚊子太可恶了,破坏了好梦。水上的蚊子特别凶,特别大,“嗡嗡嗡”叫着,拍也拍不尽,赶也赶不光,刚刚想睡着,又给它们叮醒,这真是最恼恨的事。我们只能把身上露出来的地方涂上带来的防蚊剂,但是后来蚊子慢慢有了抗药性,它还会来叮,只得用被单从头到脚裹上,闷就闷一点吧,总比被蚊子叮好过一些。就这样熬过一夜又一夜。晚上睡得不好,白天还得打起精神去捉垃圾。

下雨了,当时没有塑料雨披,都穿着蓑衣戴着笠帽。“笠是兜蝥蓑是甲,雨从头上湿到胛”。在大雨中,站在船头,我们和老乡你看着我,我看着你,真象上海西郊动物园里的蓑衣猴。于是生产队里的一个叫“阿毛”的小青年(昆山第一年征兵,他去福建当了兵),嬉称大家为“蓑衣猴”。阿毛的头特别大,记性好,又有点文化,平时最喜欢说笑话、开玩笑,他会说无穷无尽的村里前辈传下来的故事,什么“戆笃女婿”、“老丈人和三个女婿”等等。也会说俚语笑话,而且上下两句对仗工整,五字、七字一句,全都压韵。当然都带黄色,免不了涉及娘子(妻子)、小官人(丈夫)和男女性事。总是把我们逗的笑到肚皮疼死。昆山农村的男女青年就在田头地边,在他们的父辈和哥哥、姐姐身边,也在前俯后仰的笑声中,从小没什么羞涩地接受了他们的性启蒙教育。我们插队知青也耳濡目染接受了过去在学校里没有学到的知识。

一次下雨天,另一只船上的插青邵亦善挑了满满一担甘蔗根回来了,甘蔗根是上海街头水果店里砍掉扔到垃圾箱里去的。我们正站在别人家屋檐下躲雨,远远地看着他戴着一副近视眼镜,眼镜片上都是雨水,晃晃悠悠挑到跟前,放下来两担甘蔗头。大家的馋劲上来了。有人提议:“甘蔗根比头甜“。甘蔗根最甜,把甘蔗根削削吃吧”。话刚说完,你一枝,我一枝,一忽儿,垃圾堆里检来的甘蔗根吃光了,谁也不嫌脏。那个狼狈象,那个甜滋滋的味道直到今天还记在心里。

 八、同船共渡

三天以后,船装满了垃圾。我们起程返航。出发时船上干干净净,返航时却与垃圾为伍,伴随着臭和脏。在船上,与“上海垃圾”、“上海大粪”只有咫尺之远,就是一只烧着饭菜的铁锅子。坐在垃圾旁边吃饭时,闻不到饭菜的香味,只有垃圾、大粪发出的阵阵刺鼻的臭味。可我们坐在垃圾边上吃得挺香。如果换成今天的年轻人,像当年我们那样,看见垃圾和大粪,不要说吃不下去饭,早就把隔夜饭都呕出来了。“入鲍鱼之肆,久闻不知其臭”,环境改变了人。

其实在那些垃圾中什么细菌和病毒没有。我们的校友袁充,出身于苏州过去的“名门望族”—袁家,也算得上是“书香门第“。他插队在石牌红星大队,不幸的是二十岁出头就死在开上海捉垃圾的归途中,那是1969年夏天,他本身很瘦,弱不经风的样子,但他却很要强,劳动很积极,和昆山当地生产队农民强劳力干一样的活。袁充一行开上海捉垃圾回来,船到嘉定时,他人就不行了,到附近卫生院一查是乙型脑炎,蚊子叮的,因为开上海外出是不带蚊帐的。农民说:“早怕露、中怕热,晚怕叮”。但农民习惯了,抵抗力强。袁充这位文弱书生就不行,一下子发热到四十度,没有降温设备,买几块冰棍放在额头上了事,很快就死去。消息传到家中,其父大哭,“我七十几岁了,都没有死!你倒先死了!”。(摘自惠海鸣《插队记》)

农民天天如此,年年如此,垃圾大粪运回生产队以后,要一担一担挑上岸,垃圾还要经过仔细分检,把玻璃碎片、碗瓷片和铁钉等“快口”检出来。这些东西撒到水田里,经常会把脚和腿划开,不仅血流不止,严重的会引起“破伤风”。而后再把垃圾挑到田里撒开。昆北地区土质粘性重,容易板积,把垃圾等有机肥料掺到大田里后,可以大大改善土质,也会使稻米、小麦和蔬菜的“吃口”好。经过年复一年的开上海,昆北地区大田的土质确实有了很大的改善。

农民总和垃圾、大粪这些又臭又脏的东西打交道,因此他们身上也不会干净,相比之下,农民接触最多最干净的东西可能要算是泥土了。可他们生产出大米、蔬菜、食油,却都是最香、最鲜的生活必须品。

“没有大粪臭,那来饭菜香”啊!我们在垃圾箱里钻过,在大粪旁边吃饭、睡觉,虽然和脏和臭“同船共渡”,可返航时的心情与出发大不同,看着这满满一船垃圾,虽然苦,虽然累,但有一种满足感,我们远航回来了。

                                                     2007年“五一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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