青春的岁月

       2011年10月3日，赵文庆夫妇驱车寻路，于下午2时许抵达当年插队的陆乔公社小泾5队－小泾村。

村上静悄悄，房屋已然不多，看不见一个人影。经敲门大呼“有人吗”，见一老妪出得门来。讯问许久并辨认，才知是王福生妻子，她和我都一时激动不已。她马上嘱人前往6队去唤打麻将的老王。再见到一青年，是小爷叔家的儿子阿兴。他领我到村北鱼塘寻呼留在村中养虾养蟹的阿民。见到几间铁皮小屋，我大声呼唤“阿民在不在！？”田埂东头，阿民妻答应了并且向我们走来。正在睡觉的阿民被唤醒，青年时的伙伴满脸的胡茬令我一时不敢相认。回过身来，到阿民家客堂坐下，老王和嫁在6队的女儿童珍来到。被我的大声惊动，惠元的姐姐从河西4队划一小船过得河来。摆渡船现已被人偷走，原先觉得挺宽的河，现在看看也仅为30多米，据说由于河岸坍塌，河已变宽，沿着两岸均已筑上水 泥驳岸，以防再塌。

我们这个小泾5队，可以算得上中国最小的自然村之一，只有10户人家。加上我们知青3人，也就是11户。

我的记忆没有错，从村南数起，第一排应该是惠元和锡元家，然后依次为第二排的范水生和范小弟家，第三排为王福生家，第四排为阿民、老(lāo)弟和荣福家，第五排为范金荣、范梅生和小爷叔家。

可现今大多数的房屋都已不在，第一排的竟是王福生家，由元林于09年新盖楼房突立其间。铁门一锁，两条小狗吠声惊人。目前，队里仅住得王福生夫妇、阿民夫妇以及阿兴5人。其他各户，均已拆迁到陆杨南面的换新小区(范小弟、惠元)和鑫茂小区(荣福、阿梅、小爷叔

皆 明（三）勤学苦练放电影

一部电影片一般长90—120分钟，如果是35毫米的影片，就有10—14个拷贝，平均每个拷贝放映8—10分钟，在电影院里是用两部放映机交替放映，换片时不间断放映。看起来剧情连贯，比较舒服。如果是16毫米的影片，总长度在1000米上下，分为3—4个拷贝，平均每个拷贝放30分钟，农村放映队基本上都是一部16毫米的放映机，在放映过程中就有2—3次的、每次约3、4分钟的换片间断，技术好一点的放映员，换片也至少要用2分钟左右。如果影片剧情是在紧要关口上，这区区的几分钟就给观众带来一些不快。

有一次县里来了一部新片《海霞》，优先安排到长江边的鹿河公社的县先进单位长城大队去放。消息出去以后，附近几个公社的人都赶来了，有近两三千观众！为此，我向牛队长提议，把我们的新机子也拿出来，与老机子一起象电影院里一样交替放映，中间不用间断换片了，提高放映质量。队长很高兴，就派我操作新机子。《海霞》是当时电影工作者冲破“四人帮”的束缚而拍摄的一部优秀影片，反映的是我国东南沿海群众反间谍的故事，情节曲折、扣人心弦，再加上我们用双机不间断的放映，观众非常满意，反响强烈，我们也受到了县里表扬。在我们结束实习前，回到自己公社作一次汇报放映，我们到县里争取到了一部新片现代京剧《杜鹃山》，片长150分钟，有5个拷贝，而且是在公社大会堂室内放映，容纳500人的会场座无虚席。我们在县放映队支持下，再次采用双机放映，观众自然很高兴，觉得做了一回城里人，看了一场不是露天的还不间断的好电影。

也许有人要问，如果双机放映，甲乙两个放映机是如何衔接的？在这里，透

皆明 (二) 在小船上实习

回到县里，我们被安排在县电影公司第四放映队实习。为适应在江南水乡河湖港汊里运转的需要，电影公司为下基层的放映队都配置了一条小船，俗称“电影船”。船长约6米余，中部宽约2米，载重量不超过3吨，全封闭的，可遮风避雨。船头有简易的驾驶室，有一部195柴油机为动力设置在船尾。船舱里放置电影放映机以及其他设备，晚上盖上船舱板，再铺上被褥，就是临时的宿舍，可供3、4人休息。我们实习的第四放映队有三位放映员，主要在太仓县东北部的4个公社巡回放映电影。我们两人去后，队里就安排一位放映员轮休。每天上午一般是安排学习时事政治或者业务；下午要做放映准备工作。那时我是单身汉，在电影船上实习，吃喝拉撒睡就都在这条船上。其他人有家庭，如果电影船停靠处离家不远，他们就回家去休息。早餐中餐要自己做，船上有一只自制的煤油炉。有时只有我一人在船上，我就到附近镇上的公社食堂里用餐。

当上了放映员，有一些常规工作是必须做的。如倒片，即把放过的电影片装在倒片机上从片尾回到片头去，以便继续放映。电影队的倒片机都是人工手摇的，电影院里是电动的。不要小看这个倒片工作，还是一个技术活呢。因为倒片时，不仅仅是倒片，还要鉴定影片质量。空片夹装在倒片机右边，满片夹在左边。用左手的三个手指管住影片：大拇指在影片上、食指在影片下，轻轻捏住影片；中指抵住影片的内边，右手摇动空片夹，一边倒片一边凭左手的三个指头感觉来检查影片，如齿孔有无破损，画面有无划伤，并鉴定影片的等级。这里顺便简单说说影片管理的制度。每一部影片拷贝都有一个出厂编号及其档案。档案上有它的出厂等级、放映次数、修接情况以

皆 明【当电影放映员是我在农村插队时期的最后一项工作……】

电视机还未普及的年代里，看电影就是人们的文化大餐，在农村更是业余生活中一件大事。江南水乡，曾经活跃着一支支电影放映队，四处巡回，为农民放映电影。为此，电影放映员是最受欢迎的人，放电影也成为许多农村青年梦寐以求的职业。我在插队务农年间曾有幸当过这令人羡慕的农村电影放映员。

1974年起，我们公社开始发展乡镇工业。到1975年，我在公社学大寨工作队的任务完成后，正逢公社创建化工厂需要人，公社领导就把我与其他几位知青一起调去办厂了。半年之后，化工厂刚刚起步，公社领导又把我叫去了，说是公社准备建立电影放映队，根据我能写能画还懂无线电等特长，党委会研究决定由我和另一位农村青年干部去参加地区电影公司的培训班。公社领导还说，要安心去学习，把公社电影队建起来。如果国家有政策让你回苏州，我们一定会放行。听了领导的话，我毫无后顾之忧，表示决不辜负领导的期望，尽力完成任务。在那时，电影放映队都是县电影公司的，全县22个公社（乡镇）300多个大队（即行政村），就4个电影放映队，一个大队平均2个多月才轮到放一次电影，远远不能满足农民的文化需求。为此，经县电影公司批准，我公社自己建立一个电影队，这样全公社16个大队平均半个月就能看一次电影了。

（一）在大学里培训

那位农村青年干部姓朱，当过大队的团支部书记，已成家，我叫他老朱。那年9月，我们两人打起背包，兴冲冲地来到县电影公司报到，与全县40多名放映员一起乘车去苏州参加培训。

苏州地区电影放映员培训班就设在江苏师院（今苏州大学本

濮幼玉    网络流行术语“打酱油”，让我联想起我女儿小咪咪与酱油有关的一个真实故事。

那年小咪咪好像才六、七岁。一天我在家准备晚餐时发现酱油用完了，让小咪咪去附近的小商店买瓶酱油。突然，我听到楼梯上“啪”的一声响，紧接着是小咪咪“啊呀”的喊叫声，我马上关闭煤气灶冲下楼去，原来小咪咪把酱油瓶打碎了。还好，小咪咪没事，但暗红色的酱油正顺着楼梯往下流淌……

见状，我急忙上楼回屋，先拿来笤帚和簸箕清扫楼梯上酱油瓶的玻璃碎片，然后再用湿拖把拖楼梯。小咪咪主动用湿抹布擦干净溅上酱油的楼梯栏杆。

拖楼道和擦楼梯栏杆的活，小咪咪是熟悉的。那时候我家住在一幢三层旧楼房的顶楼。我们学校每逢星期六下午都提前上课，放学时间比较早，我下班回家做的第一件事，往往是拖地。拖干净屋内的水泥地，我就顺便拖一至三层的楼道（没有清洁工打扫楼道）。小咪咪放学回家早的话，会帮我擦楼梯的栏杆。她还喜欢与邻家孩子一起，拿着小本子和铅笔，挨家挨户在门口检查卫生，一本正经地打清洁分……

和小咪咪一起把打碎酱油瓶的现场清理干净后，我问小咪咪：“你上楼时是不是闹着玩，使劲左右晃荡装酱油瓶的小网兜，酱油瓶碰上楼梯的栏杆了？”小咪咪点点头。接着我认真地对她说：“小咪咪啊，以后做事情千万不能吊儿郎当！长大后你会慢慢懂得，一个人一定要有责任感。你闯了祸以后，主动擦干净楼梯栏杆，就是负责任的表现。妈妈不批评你，你自己说说打碎酱油瓶的不良后果吧！”

“浪费了一瓶酱油……还有，把楼梯弄脏了。”小咪咪说。

“对。你再想想，万一酱油瓶

皆 明

在公社计划生育宣传队工作结束后，公社领导觉得我这个人工作不错，就把我调入了公社的学大寨工作队。这个工作队的主要任务是到几个后进大队去帮助那里的领导开展工作，搞好农业生产。

我们进驻万新大队的工作组共有四位同志，有两位都是老同志，一位是广新大队的老陆书记，还有一位是镇上手工业支部老邵书记；两位是年轻人，我和农具厂的宋哥。除我之外，他们三人都是共产党员。万新大队的问题是领导班子不团结，生产和日常工作无人抓管，社员劳动纪律涣散，上年度社员分红水平明显下降。所以，公社领导要我们去了解情况，调解矛盾，把生产抓起来。

以身作则得信任

我们是在五月初棉花移栽时去的。万新大队，靠近公社所在的镇区和公路，交通比较方便。我们被安排住在大队部边上的两间空房里，其中一间是灶间，自己做饭吃。

老陆和老邵平时留在大队部值班。我和宋哥到大队部所在地第五生产队蹲点，白天与社员一起劳动，晚上再找干部社员了解情况。要求我们在白天劳动时，多接触群众，从日常聊天中了解情况。可是，社员对我们怀有戒备心理，误以为我们是来抓“阶级斗争”，是来整人的。平时不仅不理睬我们，在一次挑河泥时，他们还给我们来了个下马威。

河泥是一种农家肥，在年末腊月里，先把油黑的河泥从河底罱到田头的泥潭里，开春后再拌入一定的青草和稻草等沤制、发酵，待到插秧前挑到田里做水稻的基肥。别以为挑河泥只要气力没有什么技术，其实是很有讲究的。挑河泥要用一种类似簸箕的专业工具泥拓，用铁搭从泥潭里挖河泥时，要用巧劲，看准方位一大块一大块地挖，往泥拓里装泥也要注意合理利用空间

皆明 【开场白：我在去年写了一篇《初唱高调》，说的是在公社宣传队改写反映阶级斗争的说唱脚本的事。这是之二《再唱高调》，说的是参与实施计划生育政策的事。最近，各地都在纪念计划生育“公开信”发表三十周年，我也来凑个热闹。有关在农村插队期间“唱高调”还有之三《不唱高调》待发】

背景

——在七十年代，有些“宣传队”不是一般所说的文艺宣传队，而是工作队。比如那时的工人毛泽东思想宣传队（简称“工宣队”），就是由工人组成的进驻上层建筑领导“文革”的工作队。解放军进驻地方进行“三支两军”工作队就叫解放军毛泽东思想宣传队（简称“军宣队”）。还有“贫宣队”，就是农村贫下中农毛泽东思想宣传队。本文下文所提到的计划生育宣传队实际就是计划生育工作的宣传队。

把计划生育定为国策是在改革开放初期的事。有人似乎觉得计划生育就是从那个时代开始的，实际上在文革期间，国家已经开展了这项工作，并在沿海经济发达地区进行试点推行。当时我所在的江苏省太仓县，就是全省两个试点县之一（还有一个是南通地区的如东县）。

受命

——本人在公社文艺宣传队中有所作为，得给公社领导的留下了好印象，在组建公社计划生育宣传（工作）队时，就把我调了过去。1973年秋后，我接到通知，一看是参加计划生育宣传队，有点纳闷，我还是一个未婚青年，怎么去做计划生育工作呢？报到后才知道真相。这个宣传队除去几位兼职的公社领导外，就是四个工作队员。我之外，还有三位分别是：新明大队民兵营长老李，新广大队妇女主任蔡嫂和新联大队赤脚医生陈姐。我们分工是，蔡嫂和陈姐则负责全公社育龄夫妇的计划生育以

皆明

前面曾说了通过《一包香烟补漏洞（1973）》，我妥善处理了一次意外事故，得到一次锻炼。这里再介绍我圆满处理因一个相机引发的纠纷的故事。

在农村插队时期，难得有休息机会。那年春天油菜花开时分，大队的“长江学校”（有小学和初中）组织学生借用渔业大队的机帆船去浏河镇春游，参观长江边的江苏省海洋渔业公司。学兄履危知道后，相约我们几个知青一起搭乘便船同去。我喜欢摄影，可是在四十多年前还买不起照相机。而且那时候照相机也没有像今天这样普及。那天正巧手边有一部从亲戚那里借来的翻盖“上海202” 相机，就带上了。

太仓的浏河镇紧挨着上海市的嘉定县。参观结束后，我们都前往距浏河镇4公里的嘉定“洋桥”小站商店，购买上海商品。（有关购买上海商品的原因另见《我去上海“跑单帮”》）相机里胶卷还有几张没拍摄，我打算就在洋桥附近拍完。有知青朋友来告诉我，前面公路上有一座桥，桥堍有块省界牌子，一面是“江苏省”，另一面是“上海市”，到那里去留影别有意义。我一听这主意不错，立即随他去查看。到了那里，没等我打开相机的镜头盖，突然我身后传来一声吼叫“不准动”！我回头一看，有个穿着工作服的老头怒气冲冲的伸手来抢我的相机。我本能地往后一退，收起了相机。老头没抢到相机，就抓住我的衣服，不容分说把我拉进了路边一个大院子里，我定神一看，院子里有间大厂房，这好像是一个工厂的车间。我非常气愤，大声责问老头为什么抓我。这时，我们同行的其他知青都闻讯赶来，那车间里也涌出了十多名工人，把我们几人团团围住。在工人中间有一个像是负责人，老头激动地向他汇报自己的战果。到这时，我们才知道这里是一个保密工厂，不容许外人在此附近逗留甚至拍摄照片。

  濮幼玉

那时候我还在陆杨（乡镇）中学教书，女儿咪咪在与中学仅一墙之隔的中心小学上一年级。咪咪聪明、漂亮，活泼、可爱，我们学校的老师都特别喜欢她。有趣的是，好多老师竟然叫她“咪咪老师”——放学后她喜欢在我们高三年级组的办公室里模仿她的语文老师,一边在小黑板上用彩色粉笔板书，一边教在座的各位老师学习汉语拼音字母。手执教鞭的“咪咪老师”要求还相当严格呢，时而严肃地批评听课时嬉笑的“学生”。

在我的记忆中，春天的田野象极美丽的彩色大地毯：油菜花儿金灿灿，麦苗儿绿油油，紫云英（俗称红花草）红艳艳……点缀那彩色地毯的，有蓝天白云下悠闲吃草的牛儿，还有明媚春光里踏青的天真烂漫的小咪咪！

一天放学后，“咪咪老师”的“学生”蔡老师带小咪咪踏青去。蔡老师说，还要带小咪咪去寻找她特别喜爱的小蝌蚪呢，咪咪自然带上了我事先为她准备好的广口瓶。走在乡间的小路上，嫩绿的小草和盛开的各色野花哟，目不暇接，小咪咪快乐得像春天里的一只小小鸟！

蔡老师和小咪咪在田间的水沟里发现了小蝌蚪！蔡老师眼明手快，从水沟捞起不少小蝌蚪，小心翼翼地放进广口瓶，让小咪咪带回家。那些墨黑墨黑的小蝌蚪——小咪咪的宝贝，外形很象小鱼儿，晃动着大大的脑袋，摇着长长的尾巴，在水中自由自在地游来游去的样子，真是要多可爱有多开爱！

小蝌蚪在小咪咪的呵护下成长，成长……

不知什么时候，小蝌蚪长出了两条后腿；再过了些日子，小蝌蚪又长出了两条前腿！大脑袋、长尾巴的小蝌蚪，竟然长出了四条腿……咪咪惊讶地向我报告小蝌蚪细微的新变化。

小蝌蚪长大啦，是该让它们去找妈妈的时候了。可是，小咪咪那么爱小蝌蚪，我很为难。

军朴

格林本先生是以色列人，英文名叫GreenBen 。是我们厂的老客户。可说到Green.ben 鲜为人知，说到“大胡子”在我们厂是无人不知，无人不晓。

事情要从1986年说起，那个时候邓小平提出了改革开放的政策，我们厂也成了工艺系统的开放单位。春风一刮到我们厂，一天十几辆大巴载着蓝眼睛高鼻子的外国人把我们小厂挤得水泄不通。这可急坏了两位厂长，他们把老宋（会日语的）和我从车间调了上去，叫我带欧洲人，老宋带日本人参观。

格林本就在这个时候自己找到我们厂的，他是找遍了大半个中国才找到我们厂的，可见我们厂的雕刻手工艺非同一般。他带了个中国通的朋友和我们签了协议。

第二次来中国，厂长派我和驾驶员小吴去虹桥机场接机。他上午十点一刻到，我和小吴站在出口处，远远的，小吴在一堆人的后面就看见了格林本：1.9米的个儿，黑礼帽。黑大衣，长着一把浓浓的比马克斯还要长的大胡子，格林本推着两个大箱子缓缓地走来，简直是鹤立鸡群啊！我们这边小吴也不赖：1.8的帅小伙！格林本也看见了。

“how are you!”格林本伸出了大手。

“welcome  to  our  country!”我回答。

11点多，车子走机场路很快到了苏州，大家肚子真饿了。小吴说厂长交代带格林本到清真的饭店去，因为他信教。可是格林本却严肃地说：NO！ .为什么呢？原来他说我们抄菜的锅都沾过猪油的，猪是他们的神是不能碰的。小吴找了北门饭店，点了五六个菜：大肠粉丝煲，清水虾，古老肉，青椒肉丝，汤，摆了一桌子。

皆 明

船，曾是江南水乡的主要交通工具，也是农业的重要生产工具。在过去，水乡的农民都会摇船，所以，我们下乡插队之后头一件事也就是学会摇船。（有关学摇船以及摇船外出的故事已经有不少学友说过了，差不多）。俗话说，船到桥头自然直。其实并非如此。尽管我有多次摇船外出经历，曾在上海蕴草浜、苏州河的潮水里随波逐流，也曾在西、东阳澄湖里乘风破浪，但是我从无这样感觉。记得有一次，在蕴草浜里遇到落潮，水泥船随着潮流快速东去，距一座大桥前约百米时，船突然打横，船舵已经不听使唤，无论左扳右扳，船头都没有反映。河中央都是漩涡，河水很深，在船头上六米长的篙子怎么也掂不着河底。眼看大桥越来越近，撞上去就是船毁人亡，怎么办？！这时我急中生智，立即拾起摇橹，插入激流中，同舟的另一位社员赶紧过来帮忙，两人齐心协力“扳艄”，船头终于在大桥前面竖直了，一眨眼船就从大桥下穿过，化险为夷。经常开船外出，遇险总是难免的。

那年初夏，生产队里安排我与知青冯弟以及其他两位社员摇船去上海装运氨水（实际是工业污水）。摇船去上海出差，来回路程就要五六天，再加上在上海排队等候四五天，总共要十天左右。由于船上生活十分艰苦，劳动强度（主要是危险性）也比较大；在外近十天，对于农民来说空余时间无法照料家庭和自留地，还增加开销费用等等，因此，队里为鼓励外出，把外出的工分定为最高级别。尽管有这样的待遇，农民还是不太积极。而我却觉得摇船外出可以散散心，是一件愉快的工作。所以，只要有机会外出，我都主动请缨。

回过来说我那次开船去上海。那天早上是顺风，我们升起篷帆穿过太仓的浏河，在上海嘉定境内向南行船，因为是

濮幼玉

阿行：我不是知青，却有着揪心的知青情结：60年代前期，我的大妹支边东北山区，积劳成疾，丢下三个幼儿，英年早逝；我的妻妹落户苏北淮海农场，五年后在一次意外事故中殉职，年仅26岁；我的三个侄儿侄女插队苏北农村，其中大侄子成了电视剧“孽债”中的真实角色， 返城时中止了与当地村姑的情缘，孤独一人， 忧郁病逝，留下一子之“债”，也就不得不由我大哥大嫂偿还。

优育：一家五个孩子上山下乡成为知青，其中三位不幸英年早逝！如此悲惨的遭遇，谁不为之动容，怎能不震撼我们的心灵……

阿行：我的妻妹当年土葬在苏北。今年春节，我老伴再次提出设法将其妹运回故乡入土。十年前我去过一次淮安，寻找熟人了解情况，未果。几年前我又叫儿子去了一次淮安席桥，四十年了，当年的小村镇早己彻底变样，要找的人一个也未找到，妻妹的安葬地新房连片，根本无法寻找。为免我老伴伤悲，儿子与我商量，暂不将实情相告……

优育：唉，您妻子也是老人啦，将实情瞒到什么时候是个头啊！若将实情告诉她，姐妹情深哪，又怎么承受得了……怎么办呢？您真是左右为难啊！

阿行：在红旗下长大的知青们本该在春风化雨的润育下继续升学，却遇上急转弯，突然要改变人生轨迹，离开城市到完全陌生的农村去过一辈子，反差之大，失落之深，前所未有。当事者，无言以对，旁观者，爱莫能助，因为这是“最高指示”。容不得犹豫和懈怠。怀着爱党、爱国的纯朴感情，稚嫩的知青们在面对未来人生的抉择时，果断地选择了听党话、跟党走，到农村的广阔天地去大有作为，在鲜红的决心书上签上了名。

优育：记得一九六八年上山下乡运

从旧啪啪车到新小轿车，我们共同走过了一段艰难的历程。如今孩子们都已经成家立业，车子的功能从养家糊口的工具演变成休闲娱乐的坐骑，苦尽甘来，相信明天一定会更好！

新年伊始老公终于下决心要买一辆崭新的小轿车了，女儿们忙着建议车型、打听价钱，大约在七万左右可以买一辆东风标致车。就算是这一年家里添的一个大件吧，让老公在春节期间可以过把新车瘾。 平时我们步行上班，风雨无阻。节假日外出不是挤公交，就是打的。如果到远郊去钓鱼，开着电瓶车，途中还得充电。看着车水马龙日益拥堵的道路，看着小区里与日俱增的新车，看着邻居与同事中不断有人买车，我知道老公心里一定很爱车，曾试探着问，想不想买一辆轿车？他总是犹豫不决。于是我便安慰他，说些没有车的好处：可以锻炼身体、可以节约汽油、可以利于环保，省得像我们同事说的每年上万元的汽车的花费相当于“养个傻儿子”。然而现在我们也要与时俱进了，更新观念，豁出去潇洒一回，像年轻人一样，节假日开车去郊游，去亲近自然，去享受生活！

算起来老公的驾龄足有25年，可从未开过属于自己的新车。提起买车，他开车的经历又一幕幕浮现在我眼前。

1982年底，我毕业分配到县医院工作。为了照顾我和孩子，他辞去了社办厂的小干部职务，到县城干了一年临时工。又踩了一年三轮车。1985年花了一千五百元，托人买了一辆旧啪啪车。这实际上是辆小三卡，因为开起来发出啪啪的声音而得名，属于D类的机动车，必需拜师傅、考驾照。当时理论考很严格的，复习提纲是两门，一门是交通规则，另一门是机械理论。每门需70分才及格，不许带书和纸条，不许交头接耳，结果第一次没有通过。

濮幼玉

今年一月三日下午，我兴冲冲地赶往二十几年前曾经工作、生活过四年的乡镇——陆杨，赴老同事女儿的婚宴去。

到达陆杨时，时间尚早。午后的冬日阳光照在我身上。我穿着女儿为我买的红色奥塞卡户外运动棉衣，独自沿着那条熟悉的小河，漫步陆杨老街，小桥流水人家跃入眼帘……好几年没来陆杨了，河流依然清澈。远处新建了一座小桥，原来的小桥修缮一新。人家还是原来的人家吧？一路上不时有人惊喜地认出我来。

哦，小桥，流水，人家，一瞬间把我带回到过去的难忘岁月……

是的，这就是我带着女儿咪咪走了四年的那座小桥！那年寒冬一个冰雪的晚上，我去陆桥中学（陆杨中学前称）八三届高复班辅导学生。我背着三岁半的女儿，扶着桥栏杆小心翼翼地上了那座小桥——桥面结冰了，很滑啊！下桥时，我不慎摔倒，母女俩都滚到桥堍。老天保佑，我没有伤筋动骨，咪咪——我的宝贝也安然无恙！当我携手幼小的女儿走进高复班的教室，看到济济一堂，翘首把我盼望的学生，一股暖流涌上心头。学生需要我啊！这样的辅导是没有报酬的，但我乐在其中。

二零零六年十月三日，我应邀参加了这个高复班学生分别二十三年后的第一次聚会。听说我要骑单车前往，学生坚持开着宝马轿车来接我，让我很不好意思。听到学生在座谈发言时说：“我最爱的老师是优育老师”时，我的眼睛湿润了……当年以英语高分考入重点大学翻译系的那个勤学好问的学生，恭恭敬敬地递给我他的名片：无锡市WTO办公室主任/无锡市国际商务人才培训中心主任/无锡市进出口商会副会长，我为他的成功由衷地感到骄傲！当他真诚地邀请我去无锡畅游几天，让我给他一个报答的机会时

  皆明

       “跑单帮”是指：“不以经商为职业的个人往来各地贩卖货物牟取利润”。我们这代人听说“跑单帮”这个名词，恐怕都是来自过京剧样板戏《沙家浜》，剧中有个不见人面但有其名的人物，即阿庆嫂的丈夫——在上海“跑单帮”的阿庆。在我们插队务农那个时代，不讲商品经济，不讲做生意；讲的是学习雷锋，助人为乐，讲的是奉献光荣，牟利可耻。所以，在那个年代人们就把“跑单帮”看作是一种不合时代精神的投机倒把行为。

    我在农村插队劳动期间，曾为自己定了一些规矩。比如，积极参加生产劳动，不是为了挣工分，不与农民斤斤计较争工分；还有我认为劳动者有休息的权利，要注意劳逸结合，该休息时就要休息，不怕失工分。过去在农村是没有星期天和国定节假日休息的，平时是下雨就停工休息。到农忙时，为抢时间抢季节，即使下雨天也不停工，有些农活下雨也照样干，连续劳动四、五十天不停工休息！为此，我就自己定了休假日，一个月至少休息一天，处理个人事务、上街购物或外出访友，农忙时也不例外。开始，我向队长请假休息，队里农民觉得我有点“另类”，不理解，后来就因为我的“跑单帮”为他们服务，得到了大家支持。

    本人所在长江边，有一条江堤，很宽很高，农民俗称“海城”，西北通常熟江阴，东南可达上海宝山吴淞口。堤上可以开小车，行自行车就不在话下。上海是全国轻纺工业重要基地。在物资匮乏的计划经济时代，上海的物资供应相对比较宽松。不少日常生活用品，在我